当时间的车轮驶入2023年,新冠疫情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,似乎正逐渐从公众日常话题的中心淡出,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,自2022年起,陆续有国家以官方姿态,或明确或含蓄地“宣布”新冠大流行的结束,转而采取“与病毒共存”的策略,究竟有几个国家迈出了这一步?这一决定的背后,又蕴含着怎样的复杂逻辑与国际博弈?
需要明确一个关键点: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完全否定新冠病毒存在的前提下“宣布结束”的。 所谓的“结束”,更多是指解除绝大部分强制性的公共卫生措施(如口罩令、社交距离、入境隔离等),将新冠病毒从“特别管理的传染病”类别中移除,并将其视为与流感类似的季节性呼吸道疾病进行常态化管理,这是一种策略性的“社会性结束”而非“生物学上的终结”。
纵观全球,率先且最引人注目地迈出这一步的是一些欧洲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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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麦:堪称“急先锋”,早在2022年2月1日,丹麦就成为欧盟首个取消所有国内防疫限制的国家,尽管当时奥密克戎变异株仍在传播,政府公开表示“新冠不再被视为一种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疾病”,这被广泛解读为丹麦单方面宣布新冠在本国的“危机状态”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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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:作为早期采取“群体免疫”策略(后调整)而备受争议的国家,英国在2022年2月宣布“与新冠共存”计划,取消了包括强制隔离在内的最后一批限制措施,首相当时声称,英国必须“学会与新冠共存”,标志着其官方应对策略的根本性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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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:这个在整个疫情期间都特立独行、较少采取强制性封锁的国家,在2022年初也跟进,宣布新冠疫情不再被视为社会重大威胁,并取消了剩余的检测和限制措施。
紧随欧洲之后,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动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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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:虽然联邦层面措辞谨慎,但拜登总统于2022年9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“新冠大流行已经结束”,此言一出,引发全球巨大反响和国内科学界的争议,尽管白宫后续进行了澄清,但这一表态无疑代表了美国政府高层对疫情阶段判断的一种风向,随后,美国在2023年5月结束了与新冠相关的国家紧急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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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:作为亚洲的典范,新加坡在严密防控后,于2022年3月果断转向,宣布进入“与新冠共存”阶段,逐步解除几乎所有室内外限制,将防疫责任更多地交由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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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:日本政府在2023年5月8日正式将新冠病毒在《感染症法》上的定位下调至与季节性流感同级的“5类”,此举意味着长达三年多的特别措施法下的应对机制终结,医疗体系恢复正常,患者需自付部分费用,象征着日本社会对新冠的“常态化”管理。
像韩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以及多数欧盟成员国等,也都在不同时间点采取了类似的步骤,全面开放社会,取消入境限制,将防疫重心从群体强制转向个体责任。
为何这些国家会选择“单方面宣布结束”?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多方面的:

一是经济与社会压力的倒逼。 持续的封锁、隔离和社交限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,旅游业、航空业、餐饮业濒临崩溃,政府财政赤字高企,民众出现了普遍的“抗疫疲劳”,重启经济、恢复社会正常运转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。
二是疫苗接种建立的免疫屏障。 随着疫苗覆盖率(尤其是加强针)的提高,以及大量人群通过感染获得自然免疫,新冠导致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,医疗系统被击穿的风险大大降低,这为各国政府调整策略提供了科学(尽管不完全)的底气。
三是政治与民意考量。 在许多国家,严格的防疫措施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和民意分裂,“自由”与“安全”的权衡日益尖锐,宣布疫情结束,成为政府回应民意、争取政治支持的一种手段。
这一趋势也引发了深刻的担忧和争议,世界卫生组织(WHO)多次强调,“现在还不是宣布新冠大流行结束的时候”,国家间的步调不一,可能导致全球疫情监测系统的碎片化,为新变异株的滋生和传播留下空间,将新冠降格为地方性流行病,并不意味着其危害消失,对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等脆弱群体而言,风险依然严峻。“长新冠”对劳动力健康和经济的长远影响也尚不完全明了。
粗略统计,至少有十几个主要国家已经以各自的方式,单方面“宣布”了新冠在其国土范围内的社会性危机状态的结束,这并非一个整齐划一的行动,而是一场基于本国国情、经济、政治和民众承受能力的战略抉择,它标志着全球抗疫进入了一个全新的、更加复杂的“后疫情”阶段——一个病毒并未消失,但社会的应对范式已彻底改变的时代,这场由国家主导的“宣布结束”潮,既是人类试图重新掌控生活秩序的积极尝试,也埋下了未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挑战与伏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