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楼下药店里的感冒药柜前,阿姨犹豫了很久还是空手离开;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,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屏住呼吸;孩子打了个喷嚏,家长立刻如临大敌地翻出体温计,不知从何时起,“感冒”这两个字在我们的生活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量,新冠肺炎三年,改变了我们对呼吸道症状的认知,也重塑了我们对普通感冒的集体心态——我们似乎都不敢轻易感冒了。
这种“不敢感冒”的心理,首先源于症状识别的困境,新冠肺炎与普通感冒在初期症状上高度相似:发热、咳嗽、咽痛、乏力...这些曾经被我们轻描淡写为“小毛病”的表现,如今却可能意味着需要隔离、核酸检测和社区报备,记得去年冬天,邻居张女士仅仅因为喉咙不适,就自主做了三次抗原检测,整夜无法入睡,直到确认只是普通感冒才松了口气,这种症状的模糊性,让每一次身体的不适都变成了一场心理考验。
更深层次地看,感冒恐惧背后是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,三年来,“保持社交距离”已从公共卫生建议内化为行为准则,一个明显的感冒症状,足以让你成为电梯里的焦点,会议室中的“异类”,甚至朋友圈里被私下讨论的对象,我的一位教师朋友坦言,如今带着感冒症状上课,台下学生眼神中的戒备让她倍感压力,感冒不再是个人的私事,而成了需要向周围人解释的“公共事件”。

这种集体心理的形成,是创伤后应激的典型表现,疫情最严峻时期,发烧意味着救护车、隔离点和未知的恐惧,这些记忆已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,即使在大流行结束后的今天,一个普通的感冒症状仍能触发那段记忆,心理学研究表明,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,民众对相关症状的敏感度会持续升高,形成一种“过度警觉”状态,我们不是变得矫情,而是经历了集体创伤后的正常反应。
从公共卫生角度看,这种“感冒恐惧”带来了矛盾的双重效应,积极的一面是,人们确实更加注重呼吸道卫生,感冒季节佩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,打喷嚏时用手肘遮挡成为习惯,这些行为无疑降低了各类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率,某小学班主任告诉我,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后,班级秋冬季感冒人数下降了近一半,但另一方面,对感冒的过度焦虑也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挤兑——每个感冒症状都往发热门诊跑,增加了交叉感染风险,也加重了医护人员的负担。
要缓解这种“不敢感冒”的集体焦虑,我们需要在个体与社会层面共同调整,个人应当学会区分普通感冒与新冠肺炎的风险特征,了解前者多为自限性疾病,通常叁-柒天可自愈;社会则需要营造更加宽容的环境,不再将感冒患者视为“潜在威胁”,媒体也应避免营造恐慌氛围,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呼吸道症状。
新冠肺炎改变了我们与疾病共存的方式,但不应剥夺我们面对普通感冒的平常心,当我们能再次坦然地说出“我感冒了”而不引起过度反应,当周围的人能报以关心而非警惕,或许那才是我们真正从疫情阴影中走出来的标志,在防护与放松之间找到平衡,既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集体创伤愈合的必经之路。
